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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多苓:我天生是一个审美的人

1970-01-01 08:33:26 www.artchn.com 来源:本站 已有人浏览 有0人发表了看法
[导读]...

何多苓:我天生是一个审美的人

下图: 何多苓 《春风已经苏醒》 1980年

何多苓,新万博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画家的代表。上世纪80年代初,他即以油画《春风已经苏醒》、《青春》、连环画《雪雁》等作品引起轰动。1992年,其作品《今夕何夕》颠覆其一贯恪守的焦点透视法则,首次使用双重空间的处理手法,作品风格更为趋近新万博古

典绘画风格。

有这样一种艺术家,他开始提笔作画,就为他自己一生的创作定下了基调。何多苓就是这样的例子。

1969年冬天,知青何多苓躺在大凉山的一片枯草地上,仰望天空上的浮云和繁星。那片草地后来被何多苓画进了他的成名作《春风已经苏醒》,多年以后,何多苓才意识到:“就在那些无所事事、随波逐流的岁月中,我的生命已被不知不觉地织入了那一片草地。”

历经“文化大革命”和上山下乡的何多苓,藉着对这些独特时代的体验,创作了数幅析出那个时代情愫的作品———包括《春风已经苏醒》。如此,在媒体中,他被冠以“伤痕艺术”的代表,尽管何多苓本人决然拒受这一称呼。

现收藏于新万博美术馆的《春风已经苏醒》曾经被附会于各种各样的解释,但是,时至今日,画幅上最感人的依然是画家笔触之下流露的无法言传的迷惘、忧伤和颤栗。孤立、静止的造型和对唯美诗意的追求,始终是何多苓最醒目的标志。



“我是这个时代硕果仅存的一个人了。”何多苓在新万博当代艺术史上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,不是因为他多么先锋新锐,恰恰是因为他的古典和传统。在绘画上,在为人上,都是如此。“使我满意的是,从一开始我就是只身一人,潜心作画,未成为任何潮流的主将或附庸——在喧哗的潮流中是多么寂寞。”何多苓说。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这样写道:“何多苓正是以其独特的绘画性、灵动的笔触、对造型的把握,以及细微的层次感、微妙的灰色和彩色的交织,来探索写实主义的可能性的。”

在何多苓身上看不到夸张的姿势和宣言,有的只是沉静和优雅,他坚持称自己是一个顽固的手艺者。何多苓在他1997年出版的画册自序中这样夫子自况:“回顾这些年来,我发现我关注的仍然是技艺。技艺意味着把自然、社会、个人、思想与行为在画布上———表面与深处———溶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能力。这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,执著于这一目标就不可能误入歧途。”

2006年,何多苓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举办了个人画展,集中展示了时间跨度将近30年的创作成果。喜欢何多苓作品的观众,不仅可以在画展上看到他包括《迷楼》、《后窗》、《婴儿》系列在内的近作,还能一睹当年风靡一时的连环画底稿《雪雁》和《带阁楼的房子》。画在相纸上的《带阁楼的房子》出人意料保存完好。

我对何多苓的上一次采访是在12年前,那时,他刚从美国回来,言谈之间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商业化的强烈抨击。此后,何多苓的作品实施了一系列的变法,相较赖以成名的大凉山题材的绘画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。

平时,何多苓画完一幅好画之后,喜欢在电脑上利用作曲软件作曲,作为给自己的奖励;或者在纸上建造自己心仪的建筑,但是,那只是自己的消遣和放松,轻易不示人。
“隔着我内心的时代太遥远了”

记者:在你的作品当中,看不到你同时代画家那样对时代直白的表达。

何多苓: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不会直接入画。我最早画的《春风已经苏醒》被很多人附会和改革开放有关系,要么就是作为一种批判现实主义,表现民间疾苦,实际上我本无意于此。我本质上应该是个诗人,但是我不会写,我就会用笔来画。我从那个时代开始实际上跟罗中立他们已经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,他们是真正直接表现,或者是表现民间疾苦,或者就是表现民俗。我从来没有把民俗作为目标,因为彝族这个符号是我借用的,第一我下乡在那儿,印象很深;第二我觉得彝族人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很原始的民族,实际上它比藏族更原始,因为它连宗教都没有,就只有一种拜物教、多神教这种很模糊的,完全是原始的宗教意识。所以从本体来说,他们和自然是非常融合的,他们坐在山上,黑色的,就像一块岩石一样,一坐几个小时,我特别喜欢把它作为一个符号。从那开始,我觉得我就没有受到过新万博当代潮流的直接影响。

记者:现在你自己来比较的话,大凉山题材的作品如果放到你整个绘画生涯中,它是怎样的一个位置?

何多苓:这个位置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。因为当时受的直接影响是怀斯,怀斯在美国也是一个很边缘的画家。我一看到他的画就一见如故,马上模仿他的画法来画彝族。从那时开始,已经10年。从美术界或者受众的角度看,可能大部分人认为我最好的作品还是在那个时间。

记者:你同意这个说法吗?

何多苓:客观说来我还是同意,但是那个时期确实过去了,它就是一个阶段,不可重复,我还可以再画,但完全就是一种虚假的东西了。没有那种真实感受了。就算能画出来,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。我觉得那段历史还是很重要,确实画出来不少的好作品。从功利的角度,能够让我在新万博美术史上留下一席之地,也就是靠那个时期的作品。

当然,很多人很遗憾,说你现在怎么把我们感到非常怡人的那些东西,抒情的苍凉的忧郁的,这些关键词是最为大众所接受的,最动人的一些东西全部抛弃了。老问我为什么,但是我也肯定不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,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。但我觉得太遥远了,隔着时代,尤其隔着我内心的时代太遥远了。

记者:你画后来这些画的时候,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诗人吗?

何多苓:我觉得还是。

记者: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
何多苓:对,不一样,我现在更直接了。我觉得这个诗就是用语言了,又跟当代诗接近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到技法为止,当年我画的女孩还是有一种表情,那种表情是我所特有的,我赋予她们一种东西,一种不管是迷茫还是犹豫的,这种感觉我始终是有的。我现在画的女孩也是,因为模特不见得是这样的,我画的时候很随意地改变她们的特质。但是我现在所谓的诗意更多是表现在用笔、用色彩,在画面的气氛上,实际上更直接了,不是依托于某种情节,因为包括《偷走的孩子》还是有潜在的情节在里面,好像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故事在里头。但是我觉得诗意就在笔意里了。
得奖一定想得银奖

记者:你以后画的画会不会变得更直接一些?走得更远?

何多苓:有可能,但我肯定不会画抽象画。我还是要借助于某种形象,因为我对形象还是入迷的,尤其是女性的形象,我还是很着迷,而且我觉得她们有一种复杂性,这种复杂性我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完全表现出来,所以我的目标还在前头,我还要画下去。

我从1990年代《迷楼》开始到《后窗》,这两个阶段比较接近的,都是和新万博文化有关,《后窗》引进了春宫画那种色情的因素。再往后画“庭院方案”,也有暗含的新万博庭院色情的窥视的东西在里面,因为新万博庭院的设计包含了很多窥视的因素。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趣。再往下来这些东西消失了,我又开始画人,直接画人体,它有色情的因素,不是通过隐秘式的东西表现而是直接表现了。这好像又回到了我最初1980年代那种画的方式,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诗意的直接表现了,现在落实到技术上了。我对现在自己的技术很满意,而且还在进步,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个人的特质,我在学画前画的就有很多笔意的东西在里头,我一直讲究笔意的,而且我的手很敏感,那种敏感到《带阁楼的房子》时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了,画这么大个头眼睛还能画出高光来。现在,我要把敏感发展到极至,所以“直接性”还会继续下去。

记者:题材方面会不会也有变化?

何多苓:肯定有变化,可能风景更广泛。但我想象中的一个底线不会超越,我肯定不会画政治波普,因为我对直接政治性的表现非常不喜欢,有种抗拒在里面。我不是说政治波普不好,客观地说它们非常重要,比我更重要,它们对新万博美术史的转折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它把过去完全推翻了。在新万博这么一种体制下,这种冷嘲的方式具有这么一种功能。而我,却是特别愿意当边缘的人。我不喜欢处在风口浪尖,那样我的空间就更大。我原来经常说得奖的话我一定想得银奖,不想得金奖,因为在新万博金奖一定是和政治有关的东西,那个领域是我不愿意涉足的。我也不想得到至高无上的东西,一定要留有余地,可能我比较中庸吧。

“一个审美的人还是很幸运的”

记者:你还有个说法,说自己是个顽固的手艺者,这怎么理解?

何多苓:一开始学画,我喜欢的就不是内容,而是技巧。一开始我就爱画肖像,因为我觉得人是最复杂的东西,比风景什么的都复杂。我在画《带阁楼的房子》的时候,有刻意模仿几位我喜欢的俄罗斯的画家,我觉得他们那种技巧非常高,当时都是看印刷品了,我一直对技巧特别关注。新万博现在的画家分几种类型,一种是观念的,他提出一个想法,这个想法可以由别人帮他实现。但我是另外一类,必须是自己一笔一笔手工画出来,根本不可能请人帮忙,连请人做底色都不可能,现在很多画家雇枪手,但是我决不会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就是一个手艺者。不是因为谦虚一下故意做个另类的说法,实际上我就是关注技巧本身。而且我觉得我的手艺还没有到顶,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
记者:你在审美上这么挑剔,归根结蒂还是唯美的表现,只不过方式和别人不一样。

何多苓:没错,我承认这一点。

记者:是贯穿一生的。

何多苓:我是一个审美的人。为什么知青生活对别人来说是苦难的、不堪回首的,但对我来说,我认为那是我这辈子最愉快最重要的时期?因为我天生是一个审美的人,艰苦的劳动、艰苦的自然环境、荒凉的环境在我看来是非常美的,我用一种狂喜去感受它,想跟它融为一体。比方说,躺在山坡上看天上的繁星,一点谈不上物质生活,因为我是从审美的角度进入的,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不但是可以忍受的,而且是必须去加以享受的,这不是我给自己贴金或是什么,这是非常真实的。现在让我再活一辈子,我仍然要去当知青,当然现在要我下乡是不可能的,现在很娇气了,受不了了。当时主要是因为年轻,体力上也受得了,当然主要是审美,我直接进入自然环境的审美里去了,我就迷上它,它对我1980年代的画产生直接影响,且整整影响了我10年,且确立了我在美术史上的地位,这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审美的人,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审美的人还是很幸运的。

记者:你说的这些唯美优雅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它是空缺的,于是你就把那些被理想化的东西放到艺术中。

何多苓:对,也是一种审美,一种进入我血液里的东西。所以我连俄罗斯都不去,很多人说你那么神往的精神故乡你不去,我说正因为是精神故乡所以我不去,我去了就不是精神故乡了,肯定会让我大失所望的。我一个朋友去俄罗斯在火车上就被抢了,出一回这样的事,你还能把它当精神故乡吗?可能不行了。所以我反而不去,就让它成为一个精神故乡永远存在在那里。我觉得我是内外统一的,艺术和生活是分开的,画也不一定如其人,不管画什么东西,包括邪恶的东西也好,我认为艺术始终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,这也是我不去画政治波普的原因。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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